物業服務網哈爾濱訊， 　　研究生當環衛工是不是浪費人才？研究生爭編制是不是沒了理想？爭議聲中，7名研究生走上街頭，開始揮動掃帚。這個選擇背后，是他們焦慮與動蕩的青春。要穩定，還是要理想？常人看來，他們選擇了前者。但他們自認為，這并不是一個魚和熊掌的悖論，固化的恰恰是世俗觀念：誰說選擇穩定和編制，就一定意味著放棄理想？

　　2012年10月8日晚，哈爾濱氣溫已接近零攝氏度。這年冬季的第一場雪正在悄悄醞釀當中。27歲的許鑫在床上輾轉反側。“去還是不去？”這個問題已在他腦中翻騰了無數遍。兩個星期前，他在報紙上看到一條新聞：2012年哈爾濱市環衛系統公開招聘事業單位員工，有編制。自此以后，他一直生活在忐忑當中。其實，他已經選定答案，但他知道，自己將要“付出代價”——這個代價具體是什么，他又說不上來。報名截止的最后時間里，他和同是研究生的妻子吳敏報了名。同樣報名的，還有郝文芳、孫琦、于妍等其他27名研究生。

　　2013年1月，通過筆試、面試，許鑫、郝文芳、孫琦和于妍等人從7000多名報名者中沖出，被錄用為環衛工。1月9日，經過5天的集中培訓，這些新人正式上崗。“他們不理解，一個年輕人的焦慮”

　　許鑫不樂意將他的經歷解讀為，“大環境背景下的無奈卻也是上乘之選”。盡管在此之前，他幾度折戟，高學歷者的順暢求職經歷，他“連門兒都沒找著”。

　　許鑫，1985年出生，哈爾濱市人，普通工薪家庭出身。他的理想是做一名醫生，無奈高考分數不夠，最終與醫學院校無緣。本科和研究生，他學的都是食品專業，當時的他覺得，“大多數同學都報了這個，又是研究生，找工作肯定沒問題。”

　　2009年4月，他獲得學位。當時，就業壓力已經很大，他考慮過讀博，但最終因“時間成本太大且無讀書心力”放棄。他開始找工作。投了數十份簡歷，包括哈爾濱本市的一些企業，但大多石沉大海。幾個月后，他接到大連一家私人企業的錄用通知。這家企業不大，但跟許鑫的專業還算對口，他決定試一下。

　　2009年9月，他和當時還是他女朋友的吳敏一起去了大連。兩個剛剛畢業的年輕人，在接下來的日子里，飽嘗“夢想被現實擊碎”的滋味。半年后，公司開始裁員，一百多號人的公司最后裁掉了30多個。許鑫被裁掉了。他和吳敏回了哈爾濱。他說，那時他的心情很是焦慮。

　　后來，他進入哈爾濱一家食品加工廠，做食品研究技術員。3000元工資，在哈爾濱中等偏低。許鑫說，食品安全問題這兩年頻頻出現，食品企業要付出更多成本，才能通過越來越嚴格的檢測，他所在的公司因此盈利甚少，有時甚至發不出工資。2012年上半年，這家公司有兩個月沒發出工資。“工資發不下來的時候，沒一點辦法，只能等。”不安全感再次折磨著許鑫。

　　他結婚了，馬上要到而立之年，巨大的壓力開始襲來。他的父母，都是國企退休員工，似乎不太能理解兒子的心情和處境。“從計劃經濟順順當當走過來，一直是(體制內)受保護的那一分子，怎么能理解市場經濟大潮下年輕人的焦慮？”許鑫說。

　　焦慮與動蕩，把她們擠向體制內

　　許鑫愁得睡不著覺的時候，郝文芳則在昏暗的燈光下準備國家公務員考試。1983年出生的郝文芳也是哈爾濱人。她研究生畢業后，一直在哈爾濱一家私企上班。雖然跟專業勉強對口，但她的焦慮和壓力絲毫不比許鑫小——小型私人企業，不僅沒有五險一金，還隨時可能被炒魷魚。郝文芳說，她快30歲了，依然沒有時間和精力找男朋友。

　　她曾兩次參加過國家公務員考試，但都沒成功。

　　為什么“屢敗屢戰”？郝文芳說，她個性比較安靜，更適合政府機關的工作。她坦承，“公務員沒有太大競爭風險，一旦錄用，等于進了保險箱。”同是80后的孫琦，研究生學的是哲學。畢業后，她換過多份工作，但都不長久。孫琦說，讓她尤其覺得“沒有保障”的是，這些單位簽的都是臨時合同，有的連合同都不簽，“因為沒有保險，有兩次生大病住院，都沒有地方給報銷，錢都是自己花的。”

　　她也曾多次參加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考試，都失敗了。現在，她結婚了，她說她最向往的，是找一份有編制的穩定工作。與許鑫、郝文芳和孫琦不同，今年才研究生畢業的于妍，并沒有經歷過社會大潮的刷洗淘練。

　　2013年1月10日，哈爾濱市南崗區紅軍街，于妍拖著掃把簸箕清掃路面。這條長不過200米的路面，一個下午的時間里，她來來回回走了幾十遍。這個在學校學生會擔任干部的女孩，自認為是一個挺有想法的人。她會一邊干活一邊思考，“這家賣紅腸的店的招牌為什么要用這種字體和顏色，那個是政府單位，為什么牌匾要那樣放置，順序有什么講究……”她覺得，這些都是學問。其實，報考環衛工，并非她最初的選擇。